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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ako餐厅。她去时见到了七八名男仆收拾早餐桌的盛况，显然一众人刚结束早餐不久，又几乎同时离开，那么一定是进公廨里去了。

    她全无饿意。一阵迟到懊恼之后，在二楼临窗坐下，点了帕玛森奶酪与无油全麦包，打算盘踞在此吃过午餐甚至晚餐。

    显然她低估了上海政界名士对这场公廨的重视程度。

    这个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大陆最富有的城市，对外贸易半数须得经由这里，各银行里所存现银均在十万万两以上，发行钞票通行全国。

    江海关税收，每天解存汇丰银行，除去借款本息后，全部拨给国民政府，而中国政府的现金准备，差不多全部存在上海；政府经费过半数也恃上海接济供给。

    这个伟大的城市，几乎是半个国度的命门。这座口岸城市自八十年前强行开埠以来，所纳关税已逐渐滋长成为一块巨大肥rou，在资本社会动荡之初的恐慌期，恐怕没人肯轻易放弃。

    公审庭已辟作圆桌，拥有不超过三百位听审席，每一个席位都已事先确定，订上名牌，与先前单纯争取中国利益而略显草率的六国公审自然不可再同日而语。

    这三百席其中囊括了七国政要，其间人人均能左右国家大权。人人有求于人，人人虎视眈眈盯紧这块肥rou。

    谈判八时开始，大多数人却选择早一小时抵达，全因听说在中国地界上谈事，少不了要互相结交——从前在公董局从不会听到这一类的话。

    有人巴不得能在邀请之列却求而无门，有人一早便在邀请之列却不知何故缺席未至。

    不少爱国人士指着写有“谢鸿爵士”的席位责难道：

    “几十年前趁国难之时大发横